當我聽到這個詞時，首先浮現在腦海中的是好萊塢電影中推銷的“美國夢”。這個夢想跨越整個半球，拉扯著實現偉大復興夢的中國，亦是浙江的夢。

當央視熱播《溫州一家人》電視劇時，每次回家，都能聽見爸爸對之的敬贊和推薦，百折不撓、腳踏實地的精神感染著他和我。歷史轆轆車轍聲響過，溫州、杭州、湖州……走過了30多年經濟與社會改革和對外開放，走過了半個甲子的經濟高速發展，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中國夢？

曾被很多人認為已經進入“永久繁榮”的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黑云壓城似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爆發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大危機。無數人饑腸轆轆，四處流浪，在黑夜與黑夜的陵替中，一絲絲光亮從細縫里透出。在蕭條混亂的年代，羅斯福也只能用一部部法律支撐起已經崩潰的美國金融。隨著早期的《緊急銀行法》整頓銀行業到后期《社會保險法》的通過實施，使得深陷泥潭的經濟在700多個法令下又重新騰躍起美國夢。

夢想如果可以分階段，我們夢想的第一層可以定義為對富足的夢，對物質的夢。中國現代社會對房子、車子的追逐之夢在彌合曲折的過程里已經清晰。那么在浙江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的發展水平上，我們還需一個怎樣的浙江夢？

清末民初時期，梁啟超，這個歷經厄運梨耕的靈魂，他的心中定然充斥著民主與法制的夢。梁任公曾非常清楚和深刻的論述道：“夫以一國處萬國競爭之渦中，而長保其位置，毋俾隕越，則舍法治奚以哉。”中國“欲舉富國強兵之實，惟法治為能致之。”在今天懷著對法學濃厚的興趣，我依然可以從那灰色的舊檔案里清楚地讀出他在離亂的一個世紀前，在貧弱多難，支離破碎的時代背景中認識道憲政民主、依法治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

百年之夢，是法制夢；浙江之夢，是民主自由之夢，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三代人六十多年的夢。在狂暴行動響徹山河，在空前的社會大動亂如蜘蛛網般恐怖之中，我透過斑駁歲月一隅，卻能清晰地認識到那只是歷史的偶然。借用葉賽寧的詩句“已經到了收拾起必將朽爛的什物上路的時候了。”八二憲法無疑成為中國又一代人的靈魂再生之源，并且規定了脆弱的共和國無法擺脫的法治主義的印痕。

在我看來，苦澀的法律條文，概念式的條款卻潤澤我們的生命，在最深的峽谷開出花來。我想如同《圣經》似一條無形的長纓，成為西方民族心靈的準則。法律的意義絕不是政府的解釋司法的運用。這個夢承擔著衡量、檢查、質疑的作用。在某一天，人們用法律來保全良知挽救跌倒路傍的老者而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來判定行為規范；在某一天，人們用法律裝點良知來捍衛領土主權完整而不是以濫施暴力宣泄心中的憤怒；在某一天，人們用法律雕刻良知以冷靜客觀的分析和積極的言語在貼吧踩下韻腳而不是粗俗鄙陋的言辭怒罵似的狂妄來辨別善惡是非。在轉換顛倒的同時，對法制民主夢的充實和深摯的信仰深深勒緊我們這一代人的肩軀。

與中國夢猝然相遇，在相互交融中，世界東方迸發出生息瑩瑩晨露般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