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站臺將空無一人。大風卷起飛雪，黃沙旋轉，倒懸的站牌將骨質疏松般喀喀作響。在悠長的汽笛聲里我回過頭，而他們將一如既往，魚貫而出，隨即向站臺盡頭一擁而去。我將凝視他們，他們仰起微笑的臉，凍得通紅的臉，被車票映著猶如藍天白云的臉。我將在煙霧繚繞中走向檢票閘，投身于手持蘋果手機正同孤寂鏖戰的人群，并再度令自己篤信他們握有勝算。在那時他們將隨風消散，全中國最后一趟綠皮火車，將會隨風消散，那時，與往昔水火不容的現今將洶涌而來；而我將孤身一人，走向檢票閘，頂著風雪交加。

檢票員俯下身來，查看我遞上的車票。“大姐，您自個兒？”我聽見他說，“聽口音，南方的？”

“哎。”我說。“家里人擱南方呢——得回家看看，老房子要拆。”

“趕明兒都得拆。”他說。我聞見一股煙味，在那一刻。忽然什么東西從頭頂壓下來，我抬頭，看著一連串煙圈爭先恐后，連綴成一串，向著瑰紅的天際靜靜飄去。星辰似的，一點火光顫動，開短途汽車的托著塊廣告牌，方方正正，黃底紅字，睡眼和棉襖一塊兒耷拉著。晃晃悠悠地他過來，他張開嘴，上下唇裂開，最頂上一圈白煙四散開去，遠處響起爆竹聲；我走了兩步，又回頭，他們興高采烈，他們疲憊不堪，他們手牽手猶如長城，滿面春風，一浪接著一浪向這里涌來。我拉著媽媽的手，一蹦一跳——我拖著行李箱，步履蹣跚——我閉上眼睛，又睜開。那司機還站在我跟前，伸著倆胳膊，在寒風里我們哆嗦個不停。

“到彰武。”我說。

曾經彰武五彩繽紛，彰武花團錦簇，曾經彰武在四面八方放出不容忽視的光芒。盡管無論春夏秋冬，那里風聲呼嘯，盡管源于內蒙的細沙總在大路上積起一層，盡管藍天之下白楊蒼灰，歪斜的磚房散亂如草垛，四十年它仍舊是一個夢想，一處避風港，一個旋風般忽明忽暗的烏托邦。在車里我想起學生時代，在課桌前我曾想象二三十年后，我會搭乘短途汽車，回到彰武，途中想起學生時代，那時我奮筆疾書，那時亞熱帶的黃昏來臨，暮色猶如萬千根直指牙縫的書簽。我生在遼寧，三歲舉家遷往浙江，除了長輩繪聲繪色的描述，除了零星幾次短暫的回鄉，我沒有任何能了解北國的途徑。但那時我想起它，數學題與注視令我頭昏腦脹，那時我想起低矮的草綠的樓房，想起一排灌木，泥墻上電話號碼雜亂無章，姥姥慢騰騰踱步，擦去塑料桌布上的積沙。他們碰杯，他們抓起熏豬蹄，他們打開門朝我露出笑容，朝我晃動著燈火般喜氣洋洋的臉；那時我還沒被回憶打垮，我想象豐富，那時我想著自己走進房間，摘下圍巾，姥爺立刻從床上坐起來，眼里閃閃發亮，兩條腿慢慢從床沿上伸下來。那時我想著，不知不覺落下淚來。

駕駛位傳來咳嗽聲。整輛車顛了一陣，車頂上雨打芭蕉似的砰砰響。我向窗外看去，驀地惱火起來，在顛簸中我喊著，要他把車停下來。“您咋地啦？落東西啦？”他問，一邊照做了，但是“不是”——我皺起眉頭，語氣挺硬，“你開哪兒來啦？阜新市里？我要去的是——”

“不是彰武嗎？”他接口，點著了一支煙，好像有點兒得意又有點兒遺憾地，指著一幢摩天大廈，“早變樣啦，您多少年沒回這兒了？還能跟早先一個樣式不成？”

車又開了。我住了口。三十年前我想象豐富，肩上記憶輕如鴻毛，三十年前未來廣袤如同東北平原。三十年前我其實早已想到這一切，我看見撲克牌漸漸卷邊發黃，隨后從指間憑空消失，看見脊背飛速彎曲，皺紋凹陷復又展平，孕婦身邊孩童轉瞬成人。在繡花枕上我感到恐懼，不是因為黑夜，而是因為黑夜必將變成白晝，流水必將凝固成冰，此刻身處的房間終將化作一捧塵埃。不同的過程將推向相同的結果，盡管我們諱談這一事實。人人都具有預言的能力，而三十年前，我曾在樓道口停留片刻，轉頭看著我——四十六歲的瘦小婦女——從錢包里掏出四十塊遞給短途司機。

此時此刻，我仰頭看向四層的樓房。樓道口的木門腐朽了一半，“辦證”或“修下水管道”的噴漆字樣已經模糊不清。耳邊傳來拆遷辦主任的聲音。工地的方向傳出不絕于耳的噪聲。“您五分鐘后到？好的。”我對著指甲蓋大小的移動電話說。“我在樓下等您。”

我同主任握手，寒暄一番后，兩人一同上樓。穿過吱呀作響的木門時，我想到友情，道德評判，想到樸瑾惠，暗戀與立體幾何。十幾次我走過這里，疲憊而快樂，既因即將到來的見面而興奮，又因幾日后同樣近在咫尺的分別而沮喪。在那時我滿腦子稀奇古怪的想法，那時我滿懷憧憬，經常陷入美好的遐想。拆遷辦主任走在我身旁，我掏出鑰匙。“您二女兒要高考了吧？”隱隱約約我聽見他問。“是，”我舟舟兒童文學作文網回答，“她數學不好。”

屋里昏暗又臟亂。我進門，姥姥迎上來，蹲下身給我找拖鞋。我進門，玄關處空空蕩蕩一片，身后的姚主任問我用不用換鞋套。我知道這是客套話，地上都是沙子，這里很久沒有人打掃了。“您跟我姥姥一個姓，”我又說。“那可真巧，”他漫不經心地，“您上回說那賠償方案——”但我沒有聽他的。我環顧四周，養著滴水觀音的花盆不見了。寫著“壽”字的掛歷不見了。總塞著各樣瓜果魚肉的小冰箱不見了，姥姥以前總從那兒給我找飲料喝。姥爺自己做的長桌不見了，他沒生病前最愛做木匠活。鍋碗瓢盆擺得到處都是，在灶臺上，洗衣機前頭的架子上掛著硬邦邦的毛巾，那時候姥姥站在我旁邊，捧著塊藍底帶星星的，非要等我洗完臉給我擦……“欸呀，我都多大了，您還把我當小孩兒哪？”她瞇著眼睛笑，“你才三歲，哪兒大呀”……送我和媽回南方的時候，姥爺在屋里走動，忽然指著那盆花，給我講起他怎么好不容易把它養活……可那盆花不見了。房間里仍然彌漫著他們倆暖融融的芳香的味道。可那盆花不見了。

“給您城里補一套房，還湊合，”主任又發話了，我在屋里轉悠，他就一直站在那面鏡子旁邊，“賠償金……您看，是不是高了點兒，您也不住這兒。”我聽見，就在原先姥姥姥爺的臥室門邊上，回過頭說，“我倒覺得十萬左右也不過分，”他抽了口煙，搖著頭，我緊接著又補充，“賠償合理，您要拆咱也樂意，但您說這地段……”這時我瞥了眼室內，就忘了之前打的腹稿。那張床還在。

我走進屋。姥姥坐在矮凳上納鞋底，對面茶幾上，電視里放著家庭倫理劇。姥爺躺在粉紅色的床單上，側著身，戴著老花鏡，手里拿本我送他的《中國國家地理》。桌上放著一對雕塑，老頭兒老太太坐在搖椅上，一個看報紙，一個織毛衣。撲克牌散亂在方桌上，桌邊擺著三把椅子，以前我們就坐那兒玩“四幺四”，他倆稀里糊涂把大牌亂往桌上砸。我走進屋。拆遷辦主任等著我答復，可我急著找姥姥的首飾盒，姥姥的毛主席語錄，姥姥蓋著細紗布的電話。上高中那會兒我住校，一周回一趟家，每回給他們打電話，他倆都搶著接。以前我總是暗自落下淚來，掛下電話以后。但現在我呆呆站著，好像一時間不知道該怎么辦了似的。

“您說得對。您看著辦，愛怎么著怎么著。”心不在焉地我說。“——但是，三萬未免也太少了一點。”我看見北方冬日涼颼颼的陽光，透過不復存在的窗簾照射下來。我看見三十年前自己站在相同的位置，渾身發抖，望著床單床墊消弭于無形，使骨架般丑陋的床板暴露出來。他們總是在等著，在這里，在什么地方，等我突然想起來，打個電話過去，等我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從千里迢迢的浙江回家一趟。這里是我家，遼寧才是我家，多少年來我變了口音，變了習慣，我在南方讀書、工作、結婚生子，但夢里我總站在大雪紛飛中，手里提著一只老趙頭熏雞。這里是我家，我從來都不想離開。

姚主任看著我。他聳了聳肩，猛地吸了口氣，大步向門口走去。“那咱們都退一步，成不？您也是明白人。”

“那就七萬。加上您答應過那套房。”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他看上去不太高興，但勉強點了頭。我們握了手，站著又聊了一陣，然后出去。嘆了口氣，我鎖上房門。

我跑上樓。我轉動鑰匙，我推開貼過又撕過一副又一副春聯的鐵門。房間里溫暖如春，柜子里滿滿當當全是小食品，姥姥迎上來，姥爺下床迎上來，變戲法似的他們摸出一袋又一袋我愛吃的零食。我站在那兒，看著鏡子里的我，矮冬瓜似的我，梳蘑菇頭的我，比他們高出一截的我，滿臉皺紋的我。我從這扇門里，走進來，又走出去，我喊著“我回來了”和“再見”，交替往復，從不間斷。姥爺站在門口，姥姥站在風雪里，默默望著我們。

“等你上大學了，你就自己來……”姥姥總叨咕著，怕我忘了似的，“現在坐飛機可快了，貴不怕，路費姥姥給付……”

上車的時候我聽見他們喊，讓我明年再回來，“一定再回來”。他們穿著軍大衣，裹得只露出眼睛，在飄飛的鵝毛大雪里他們站著不動。冷風吹得眼睛疼，我搖下車窗，朝他們一個勁兒揮著手。

我退后兩步，看著天花板，看著地板和被人遺棄的木頭床，這是我們窮其一生所達到的一切。姚主任站在門口，兩手插兜，瞅著我似乎有點兒不耐煩。這時我轉回頭去。

“不要拆……求你了，多少錢都行。”我說。他腰背筆直，不容置喙，猶如我面上細紋延伸之罪魁，鐵路小學被風沙淹沒之禍首。我聲音虛弱，兩腿瑟瑟發抖，我從未如此無能為力，但我看著他。“多少錢我都給……求你了……別拆我家。”

當然，他搖了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