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記載了千年華夏的歷史，現如今的人都是通過它們來了解歷史，然而過度信服于典故和佳談，就不能正確地認識一個歷史人物形象，這是大多數國人的通病。這其實是傳統的歷史觀引起的。

其實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的學生子貢就曾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大意是說紂王的罪行其實并沒有史書中說的那樣厲害，只是后人把各種罪行都歸在紂王的身上罷了。司馬遷在《史記？殷本記》中稱“帝紂資捷辨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可見，商紂王廣聞博見，知識淵博，思維敏捷，身材高大威猛，力量無窮，能言善辯。他的能力足以向臣下自夸，他的聲望足以輕視世人。繼位后，重視農桑，社會生產力發展，國力強盛。把商朝的國土擴大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福建沿海，保衛了商朝的安全。毛澤東在評價帝辛時說：“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統一東南，把東夷和平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帝辛統一東南以后，把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向東南傳播，推動了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促進了名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詩里說：“但緣東夷已克服，殷入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慚開化，國焉有宋荊與舒。”可見，不論是古時的吏官還是近代的文壇巨匠，都對紂王有著極高的贊譽，完全肯定了他英明神武，勵精圖治的明君形象。但不論是寓言影視，還是教材，都教育后世不能像他一樣殘暴，無道，沉醉于歌舞，他一直作為昏君的典范，作為萬劫不復的反面教材。熒屏熱播的《封神榜》讓不細細研究歷史的平常人對紂王有著怎樣不堪的認識。

相比之下，春秋的越國第二世君主勾踐，臥薪嘗膽的精神總是讓我們引以為傲。滅了吳國，稱霸一時，這些功勞自然不能抹殺。然而，就以這些所謂的“成功”給他樹起“英雄豪杰”的碑傳，那就荒唐至極了。他在滅吳之后因為聽信讒言逼死功臣文種的行為，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只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同享福的心胸狹隘的“小人”。軍師范蠡早就認清了他的這一“小人”本性，在滅吳之后及時地退隱從商，才避免了文種同樣的命運。草莽皇帝劉邦，原為不折不扣的無賴，最后卻統一天下，他與呂后在對付功臣的手段上，的確叫人心寒，韓信，彭越兩大兵家始祖都冤屈而死，他對曾經放他生路的丁公，項羽恩將仇報。大明始祖朱元璋也是因為心胸狹隘而誅殺功臣，這都表現出了農民出身的他們有著改不掉的粗鄙。千百年來一直受到贊譽的他們就不應該戴上一個“奸雄”的帽子？

然而歷史也不會抹滅那些失敗的真英雄，從紂王說起，部分史學家也表示，紂王因為捍衛奴隸的權利而觸犯了以周國為首的十一個小國的貴族的利益，難道不就是和商鞅一樣的經歷嗎？他開拓山東、淮河下游和長江流域的功績。商朝疆域的擴展，促進了中原文明的傳播，有助于華夏大地的生產力發展。他曾推行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反對神權，改革舊俗。打破奴隸主貴族“世襲”制，大膽地從中下層提拔了一批新人，為其革新路線服務。為古代中國的最終統一奠定了物質和思想的基礎，是統一古代中國的先驅者。項羽不僅有超群的武功，“力拔山兮氣蓋世”，而且非常講究朋友之間的義氣。在鴻門宴上他放棄了除掉劉邦的絕好機會，就是因為他看重與劉邦一道起兵反秦的患難情誼，不忍手足相殘。這樣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真豪杰，卻因為最后敗給了背信棄義的劉邦，而為“歷史學家”們所不齒。但依舊有不少人贊嘆他的軍事才能，肯定推翻秦朝的卓越貢獻，項羽才是秦末的真正豪杰！

從客觀的立場上分析中國“成敗論”，就是“成者王侯敗者賊”的必然趨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黃巾起義”叫做邪教作祟，得而誅之，而“紅巾起義”卻稱為出師有名，替天行道。作為古時的一個吏官，的確害怕因記載有關當朝皇帝的不義之舉而受刑，司馬遷就是因為觸犯了漢武帝而處以宮刑，但是他依舊不畏強暴，以“太史公”的公平立場詳實地記敘了從黃帝到漢武帝時期的歷史事件，對人物進行全面客觀的評價。他的《史記》才能堪稱史家之絕唱。后世的吏官誰敢冒著這樣的風險去記載實情呢？只能為王侯將相樹碑立傳。戰后的日本依舊軍國主義橫行，教科書明顯修改了歷史的真實性，妄圖掩蓋侵華的罪行。這難道不是讓后代的歷史觀更加模糊，讓他們更加迷茫于道德與榮辱之中嗎？新世紀的我們應該培養正確的歷史觀，讓我們正確看待歷史，看到每一個歷史事件的兩面性，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以成敗論英雄，不因情緒掩蓋事實。